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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锋(2025年4月6日 [1] )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主要观点】
1、 特朗普 政府最近两个多月内政外交举措,代表美国政策某些基本原则发生显著调整甚至方向性转变,标志战后美国参与主导构建的西方以至全球经济秩序进入快速调整和重构期,显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展开。我国置身变革关键位置具有历史能动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2、美方超常 关税 政策包含解构与重构全球经贸体系的双重用意:目前不惜采用对所有国家发动关税战的极端手段,试图实质性拆解战后逐步形成的全球开放贸易体系;下一步将谋求“安全网”与“关税网”二者合一,试图构建更突出美国利益、更便于美国掌控、以新地缘政治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歧视性贸易体系。
3、利用去年11月胜选的有利时机,特朗普团队将目前放手一搏看作是扭转美国经济战略困境的最后机遇。美国准备接受发动全世界关税战带来的严重冲击与福利损失,也试图接受市场显著波动与中等程度经济衰退的风险与代价,甚至可能愿意面对美元国际地位受冲击造成的混乱与风险,并试图乱中取粟。
4、近年我国工业制造业的产业技术水平阶段性跃升,不仅显著提高我国供给侧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也显示市场机制与国家力量有机结合体制在追赶全球先进产业技术水平方面的特殊能力,赋予我国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可靠实力与韧性。同时近年持续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成为应对形势需加强的短板。
5、十四五时期我国贸易顺差规模前所未有扩大,我国总量增长对外需依赖度达到创纪录水平,去年我国在WTO面临贸易调查案例数显著超过历史峰值,2020年中央制定双循环战略提出经济运行“更多依托国内市场”的目标尚未充分落实。内需不足背景下贸易顺差不平衡伴随风险与调整压力。
6、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世纪初年我国顺差规模超常扩大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外需大幅萎缩,2009-2010年外需下降规模相当于我国经济总量收缩5.1个百分点。给定目前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衰退风险,加上近年我国经济外需依存度攀升,亟需为应对与国际金融危机类似量级的外部冲击未雨绸缪。
7、我国4月3日组合反制措施,显示了抵制美方霸凌的正义立场。同时需利用双边、诸边、多边场合和平台,联手国际社会特别是非美西方国家与金砖成员国,共同抵制美方关税战与逆全球化冲动。也要务实寻求就相对中性议题与美方协商谈判降低冲突损失。
8、应对外部风险要务是“办好自己的事”:化解经济增长现实矛盾,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通过转危为机赢得主动。要从供求两端同时入手,特别要针对内需不足与消费偏弱突出矛盾,综合实施宏观、结构、体制政策调整,扩内需、增收入、促消费,加快再平衡,落实双循环,通过成功应对危机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创造条件。
【正文】
随着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并推出一系列内政外交激进政策,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正以“一天等于20年”的节奏,快速改变二战后美国参与主导建构的传统格局,显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展开。我国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新兴大国,置身全球格局演变的关键地位并具有历史能动性,冷静研究并正确把握形势演变规律,科学选择应对内外挑战的策略,对我国经济以至全球发展前景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与八年前首任比较,特朗普第二次冲击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其任性和另类程度都显著提升。在本文关注的对外经贸领域,单边关税工具被过度利用到夸张地步,4月2日宣布对80多个贸易伙伴 [2] 加征对等关税等于是向全世界发起关税战;按照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Miran)博士设计,在打破原有国际经贸秩序后美国还会试图将所谓“关税伞”与“安全伞”统合为一,构建更突出美国利益、更便于美国掌控、以新地缘政治关系为基础的集团化歧视性贸易体系,强化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制衡打压。美方普适性高关税政策会引发各国如何应对,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反噬,对全球增长造成什么新风险,其后续整合国际经贸与地缘政治秩序意图如何展开,都提出需要观察研究的问题。
针对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对我发动大规模贸易战,我国坚持原则务实应对取得成效。面对“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 [3] 形势,2020年我国决策层适时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长期发展方针。回顾近五年发展,借助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国在高科技领域补短板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供给侧“双循环”推进缓解了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压力;然而国内需求不足问题持续存在,贸易顺差超常扩大,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明显提升,“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这个双循环需求侧的要求尚未充分实现。在目前外部经贸环境雷声滚滚形势下,我国应对危机有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需重视内外不平衡因素派生的显著风险。
本文以特朗普2.0新政最近发力与外部经贸环境变化为背景,观察我国十四五时期贸易顺差扩大与结构性不平衡形势特点,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特别是国内经济供大于求角度分析上述特点的根源,并由此探讨应对美方关税战与推仅国内经济再平衡的政策选择。针对当前特朗普变本加厉挑起关税战的形势,我国要在分析其政策逻辑偏误和软肋基础上,采取反制霸凌与反对脱钩的两手并用方式加以应对,包括联手金砖成员国、发展中国家以及非美西方国家(即美国传统盟友国)抵制美国关税战政策。同时提升我国经济产业技术水平和巩固生产率追赶势头,直面内需不足消费偏弱伴随的内外不平衡因素,着力实施扩内需、增收入、促销费的再平衡战略,夯实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并由此更有力地反制美方打压政策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本文内容分五部分。一是简略观察特朗普2.0新政部分内容,二是通过《米兰报告》讨论美国关税战背景逻辑及其本质弱点漏洞,三是结合数据概括我国近年贸易顺差大幅增长和影响的九点事实特征,四是从国际国内两方面尤其是内需不足角度分析我国近年贸易顺差增长的六点原因,最后从外部应对关税战与国内推进再平衡两方面探讨我国政策选择,并讨论经济主动再平衡也是反制美方关税战打压的占优选择。
1、特朗普2.0政策与关税战
特朗普第二任期最初两个多月施政,与其首任比较在政策激进性、推进急促性、手法浪漫性、与传统建制对抗决裂等方面都更为凸显。
例如在内政领域,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大刀阔斧推进政府部门裁员,并试图关闭对外开发署和教育部等联邦部门;在移民方面空前力度收紧边境控制,大规模驱离非法移民,并用“金卡计划”取代传统的EB-5签证计划。在对外政策领域,有关俄乌战争立场的急剧转变,冲击和震憾美欧的传统盟友关系,在德国财政与国防政策以及欧盟防务政策领域产生立竿见影的反响;另外用不同方式对格陵兰岛和巴拿马提出领土诉求,更是引发全球关注与惊诧。特朗普2.0最初两个多月出台的上述诸多举措,代表美国政策某些基本原则发生显著调整甚至方向性转变,标志战后美国参与主导构建的西方以至全球政治秩序与格局进入快速调整和重构期。
就其经贸政策而言,宏观政策与财长贝森特“3个3”计划强调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财政赤字等目标大体一致,过去两个多月主要实施减税与放松管制举措,明显体现供给学派政策套路。例如新政府承诺将延续今年底到期2017减税法案(减税与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TCJA),表示将考虑将企业所得税从21%进一步降到15%。在放松管制方面逆转拜登政府积极推进气候变化治理政策,在入主白宫首日再次退出《巴黎协定》,撤销拜登政府多项环保限制,重启海上钻探与加速化石燃料开采,并计划废除《通胀削减法》中电动汽车补贴。另外简化银行业合规要求,弱化气候风险披露规则,放松加密 货币 监管等,也体现其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但是美方目前实施去监管政策特点,是很大程度寄希望于上述DOGE改革通过“去监管者”这个超常手段“去监管”,就此而言DOGE内政改革成为目前美国宏观增长政策的关键举措 [4] 。
另外,贝森特财长不久前有关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的公开表态,对观察新政府宏观政策思维可圈可点。考虑激进关税与移民政策引入“成本推动通胀”压力,叠加资本市场科技股高位回调减弱消费动能,近来市场分析人士有关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上升的讨论升温。值得关注的是,贝森特在3月17日媒体访谈时公开表示:我不能保证不会发生经济衰退,也不担心出现股灾。这则看似客观中立表态,与财经高官通常媒体公开场合点评经济形势通常“说上联”、“言好事”的标准做法大异其趣,与长期以来美国两党诉诸刺激措施力度“没有最大只有更大”的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个表态是反应特朗普政府在换届就任之初的特定情境下对可能衰退“迟来不如早到”的策略性偏好?还是自信其创新增长方式足以提振经济因而准备退出长期持续追加刺激保增长的政策模式?另外这个立场变化本身是否会对促成“特朗普衰退”产生某种影响?目前特殊形势下如果出现衰退是否会有远超通常周期性收缩的冲击与后果?我国近年外需依存度较高背景下如何防范相关风险?这些问题都值得密切观察,有的问题会在下文初步分析。
由于目前美国执政团队成员偏执地笃信外部世界占美国便宜是其经济困境根源,因而对外贸易政策成为其试图重构全球经贸秩序以实现所谓“MAGA”目标的重要渠道;但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持续相对走低背景下,美国缺乏采用合理性建设性手段推动其经济走出战略困境的现实选项,于是关税则成为其高度看重和过度依赖的政策工具。特朗普2.0贸易政策整体思路,在已经发布的两份备忘录文件中得到系统阐述。
第一份文件是今年1月20日即特朗普主政第一天发布的“美国优先的贸易新政(America First Trade Policy:AFTP)”,陈述美国新政府贸易政策整体方针。联署该文件联邦机构达九个之多,并且前三个部门依次是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然后是商务部,第七个才是贸易代表,可见不是通常意义的部门性贸易政策文件,而是体现了目前执政团队经济思维的核心内容。文件强调贸易政策要服从“美国优先”方针,体现增长、通胀、工资、财富、赤字等五目标,主要诉求包括减少贸易赤字支持国内制造业,新设“国外收入局(External Revenue Service:ERS)”配合关税战政策,评估外国不公平贸易措施并提出应对措施,评估美墨加协议(USMCA)和应对,基于对等原则评估所有现存贸易协议,评估扩大美国出口的双边和部门机遇,评估经贸领域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规则,评估对假冒品、违禁品、芬太尼、800美元以下免税进口政策等等。
第二个文件是2月13日发布的“对等贸易和关税(Reciprocal Trade and Tariffs:RTT)”,系统介绍贸易政策行动路线,其中以所谓“对等”作为核心原则,以关税工具作为政策抓手。基于对贸易伙伴不对等政策导致美方巨额逆差与产业空心化的不实指责,文件表示将系统评估外国对美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并将其量化折算为“等值”对等关税作为新征关税的依据。这个所谓对等关税覆盖对象具有全球性,同时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国与美国传统盟国。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准备,4月2日宣称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IEEPA),推出对几十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所谓对等关税方案。在当天下午4点记者发布会上,特朗普总统将这一天称作“期待已久的美国解放日” [5] 。
然而USTR公布的对等关税计算方法 [6] 让人大跌眼镜。该方法并没有在直接考察各国关税基础上设计美国对等关税,而是通过四个环节估测计算得到简单粗糙结论:一是武断地把美国对每个贸易伙伴逆差占进口总额比例,看作是各国对美国的关税与非关税措施加总的关税率 [7] 。二是主观挑选“用φ表示的关税对进口价格传递弹性”和“用ε是进口价格对需求的弹性(需求弹性)”,得到进口对关税弹性等于1的结论,即假定逆差率会与关税率1对1反向变动。三是依据前两步结果,认定美国对各国逆差占进口比率,也就是把逆差削减为零所需要的针对各国的理论对等关税率。四是以理论对等关税率为基础,对大部分国家采用约0.5的折扣系数 [8] 得到需新征的对等关税率,同时出于防止“贸易转运(transshipment.)”等考量规定所有国家对等关税不低于10% [9] 。
依据上述方面,英国、新加坡、巴西等国得到最低10%的对等关税,对越南和柬埔寨分别制定了46%和49%的高关税,另外一些经济体税率居于中间,如欧盟20%、日本24%、印度26%、韩国25%、泰国36%、瑞士31%、印尼32%、马来西亚24%、我国台湾省32%。加拿大和墨西哥正与美国谈判,因而此次没有公布对两国的对等关税,另外延续此前对美墨加协议(USMCA)的合格产品的关税豁免。这次对我国新增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为34%,加上此前两次10%关税,以及2018-2019年301关税,对我关税累计叠加水平已达到极高程度。根据USTR估算,实施本次对等关税政策后,美国进口关税简单平均税率将升至约20%,进口加权平均税率升至41%。
在对等关税重头戏推进之前,特朗普政府已急不可待地推出两轮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一是以芬太尼供应和流通问题为借口,对墨西哥、加拿大征收25%关税,对我国两次分别加征10%关税%。二是取消2018年232条款钢铝25%关税的豁免措施,重新全面加征25%钢铝关税,并新征对钢铝衍生产品(如汽车零件、家电)覆盖价值达1510亿美元商品关税。另外需要指出,虽然美方关税战在原则上针对所有贸易伙伴国,其目的是重构全球经贸秩序而不仅是调整双边经贸关系,但仍念念在兹地把我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加以聚焦。这一点在上述“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文件中得到体现:我国是唯一在其中得到专节(section 3)论述的国家,其中提出对我国经贸政策五大优先议题:一是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二是对2024年5月“对华301报告四年评估报告”进行再评估,三是考虑是否有必要对我国发起新的301调查,四是评估对华最惠国待遇(PNTR)地位,五是评估知识产权方面其它侵权问题。
2、从《米兰手册》看关税战思路与困境
过去两个多月特朗普2.0新政令人眼花缭乱的内政外交举措,在对美国以及全球政治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也引发观察人士的困惑。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自毁长城的做法?是基于特朗普总统本人奇思乱想的任性之举,还是美国战略困境在特定政治派别思维中的歪曲反应?或是基于某种立场与逻辑派生的具有某种必然因素的现象?探讨和理解这些问题,新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斯蒂夫 米兰(Stephen Miran)撰写的《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使用者手册》(下文简称《米兰手册》),提供了一份奇文共欣赏意义上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米兰手册》真实用意显然是就特朗普政府关税战和货币战的政策及风险进行系统分析,然而这份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所表述目的,则是为投资者对国际经贸大格局转换改变市场环境参数提供警示。报告主要采用经济学方法,对美方选择关税战(及后续可能的货币战)的背景、逻辑、目标与限制条件进行分析,其本意是要将离奇另类的关税政策隐含逻辑明显化,然而由于其存在的明显偏误,反而在实证意义上折射出相关经贸政策背后深层困境与暗淡前景,同时也提示这类政策谋划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与可能陷阱。笔者认为,基于知己知彼考虑,有必要了解《米兰手册》,这里限于篇幅仅给予简略评论。
《米兰手册》的具体分析观点,大都不是出自作者原创,而是广泛吸收多年来美国学界和市场人士对美国经济战略困境及原因的分析结果 [10] ,该报告要旨是根据现实政治和市场需要提供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架构。这份40多页略显冗长枯燥的报告,大体重点讨论了三个层次问题。
第一个层次内容,是试图通过界定美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说明为什么美国要采取背离二战后传统立场方针的经贸政策?对此作者绕了一个圈子:先是借助文献重弹全球化与“中国冲击”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空心化的老调,接着追问为何美元汇率难以调节逆差从而避免制造业过度流失?对此作者采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流行观点给以回答:认为在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背景下,受世界范围对美元储备资产海量需求影响,美元汇率失去调节贸易逆差功能,结果导致制造业等可贸易部门持续萎缩。可见《米兰报告》分析前提,是把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面临的根本问题,定义为国际金融均衡汇率与国际贸易均衡汇率严重背离问题,或是一个当代版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问题。
然而上述分析定义大可商榷。一个广为人知的经验证据,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不仅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等指标持续趋势性下降,其它主要发达经济体如德国、英国、日本等国也不同程度呈现类似变化趋势,而这些国家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都远远低于美元,可见国际货币地位对国内产业结构虽有一定影响,但是并非决定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类似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占比的趋势性下降,制造业相对比例回落应主要是由发展与人均收入提升过程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等复杂因素决定的。虽然《米兰报告》对背景问题定义存在漏洞,然而其后续分析内容都是建立在上述理解基础之上。
即便采用《米兰报告》对问题经验背景的分析设定,被当代版“特里芬悖论”困扰的美国在逻辑上其实应有两个方向选择。第一,既然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是始作俑者,对美国而言痛定思痛后解决方案,是让美元逐步退出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从而一劳永逸摆脱困境。第二,在不愿或无法退出国际货币地位前提下,通过寻求替代政策工具应对美国当代特里芬悖论后果。在这个从“问题定义”到“问题分析”和“问题应对”的思维分岔口,作者并未正面阐述推荐自己的认知主张,而是以特朗普政府不愿放弃美元特殊地位为理由,转而分析在维持美元国际地位前提下,如何选择两类政策工具应对现实问题:重新设计贸易关税与调整美元货币安排。
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分析美国政府经贸政策的首选关税工具。《米兰手册》认为关税可减少进口缓解逆差,并助推国内制造业可贸易部门,这也特朗普团队倚重关税的主要考量。另外认为关税能带来额外财政收入,上述AFTP文件设立国外收入部门(ERS),也是希望借助关税收入缓解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压力。《米兰手册》详细分析关税战为什么可能有效,哪些因素会限制关税有效性,关税通过价格传导推高通胀的可能影响等问题,相关讨论看似客观与实证,然而清晰可见作者支持实施关税战的立场偏好。读完报告给人整体感觉是,关税工具其实存在多方面问题,然而仍值得大规模利用,作者甚至赞同性引用20%最优关税率的研究文献,跟日前美方宣布对等关税实施后据推测美国平均加权关税将达到的水平较为接近。
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该报告对未来全球经贸体系的前瞻性分析构想。《米兰手册》主题是“重构全球贸易体系”,“重构”包含破和立两方面目的和设计。通过关税战解构二战后构建的促进自由贸易的全球经贸体系,这方面分析思路是特朗普政府已在实施的政策;至于如何“重构”未来全球经贸体系,《米兰手册》给出的分析设计,是借鉴Zoltan Poszar对国际安全三属性定义,提出美国可统一安排未来地缘政治安全与国别关税水平,把安全伞与关税伞合二为一,然后基于多项衡量标准把贸易伙伴国区分为“友邦、对手与中立国”,实施不同的安全与关税政策。例如针对友邦提供较高程度安全保障与适用较低关税,针对竞争对手则要实施制衡性安全政策与较高关税,中立国处于上述两类之间。这个设想是要用歧视性关税类别作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试图把全球化经济割裂为集团化经济,其针对新兴大国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
《米兰手册》关税战设计有违经济规律难以成功。首先是大幅减少逆差目标受多因素限制难以达到预期,对此可通过分析USTR对等关税设计加以讨论。上述USTR假设进口对关税弹性为1其实过于乐观,原因之一是USTR假设美国进口需求弹性高达4,但是该机构人员也知道其它研究估计该弹性值在3-4之间甚至是2 [11] ,较低需求弹性意味着给定关税加征带来逆差减少效果较小。另外这次美国对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加征关税,美国寻求替代性进口空间大为收窄,会进一步压低美国进口需求弹性并减弱关税调节效果。USTR计算关税效果时假定其它因素不变 [12] ,然而加征关税不仅会助推美元升值,而且还会引发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出口报复措施,进一步降低关税效果。最后美国政府关税收入虽会上升,然而进口品涨价会传导为通胀压力,拖累美国经济与贸易竞争力并损害消费者利益。
另外,高关税或许会对国内特定行业产生局部性影响,然而不可能让制造业占比返回历史时期较高水平。原因在于产品内分工推动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持续外包转移,深层经济根源在于转移对象部门或产品工序技术和生产率水平较低,无法支持美国人均高收入要求的工人高工资与要素高价格。现在即征收平均20%高额关税,也难以弥补美国人均收入与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几倍差距所派生的工资与生产率落差。回顾特朗普首任时为重振本国钢铝业实施25%保护关税,然而2018年以来美国钢产量下降约9%,北美铝产量仅增长0.83%,同期铝贸易数据显示美国对墨西哥顺差减少与对加拿大逆差上升,可见钢铝关税根本没有解决美国行业竞争力低下和逆差问题。还可这样推测:如美国真是实现了制造业回流,势必意味着生产率较低经济活动占比的显著提升,拖累美国经济整体生产率与国民生活水平,这时关税战首先会被美国选民普遍抛弃。
第三个层次内容是对美元货币政策的构想。这里的货币政策(currency policy),不同于美联储主管的用于稳定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大体是指针对美元主要国际货币体制安排及其派生属性特点进行调节的工具手段。基于上述对美国经济战略困境基本根源的背景分析,《米兰手册》从货币工具角度提出三点调节思路与政策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主要贸易伙伴多边合作促成美元贬值。1985年9月美国、日本、西德、法国和英国五国签署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通过联合干预汇市、政策窗口指导场等手段促使美元贬值以缓解美国贸易逆差,为这个选项提供了可借鉴的历史案例,因而《米兰手册》也将此称为“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该选项本质是在维系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基础上,通过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多边干预推动美元贬值,缓解美元金融市场与贸易市场均衡不一致的矛盾。虽然米兰博士乐见这个方案,但是他也清楚目前形势与上世纪80年代根本不同,持有最大规模美元储备资产的国家,已不再是西欧与日本等美国盟友和发达经济体,而是中国、东亚其它经济体、中东产油国等,因而他对在新地缘政治环境下达成类似协议持保留态度。
另外两个选项则是通过美国施压改变美元储备资产交易条件的单边措施,目标是帮助美方缓解财政与债务负担,并通过减少美元储备资产需求降低美元汇率。其中之一是所谓“世纪债券(century bond)”设想,即要求境外投资者(尤其是盟友)将持有的不同期限美债置换成100年期、不可交易且无息的债券,同时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等安排保证境外投资者对美债资产变现的流动性需要,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原有债务的变相违约。另一个选项是考虑对美债的国外买家征收费用,此类收费可能通过立法或行政命令实施,收费对象主要针对外国官方持有者即外国政府和央行等,设计收费方式可能通过扣留部分利息支付来实现。
无论是强制债券置换还是对持有债券收费,都是美国谋求一己私利的单边强制措施,试图由此打破现有国际规则并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金融体系,自然会受到国际上美债投资者广泛反对与抵制,并可能导致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为此《米兰手册》对该方案设计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加持机制:将接受相关安排与美方提供安全保护与允诺较低关税挂钩,对不配合国家以不提供军事和安全保护相威胁,或者以提高或降低关税水平相诱逼,不加掩饰地体现了单边主义与霸凌性质。不过《海湖庄园协议》有一项建议比较中性,就是希望外国制造业企业到美国投资,其中特别提及中国在这方面最有合作潜力。
上述两个单边性质政策选项,具体内容不同然而体现类似政策意图。第一是向境外投资者征收隐性费用:这一点在持有环节收费上直接表现出来;债券置换意味着原有债券利息收益被剥夺,且本金实际价值或因长期通胀和美元贬值而缩水,实际上也等同于缴费。第二是缓解美国财政压力:美国债务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2024年利息支出激增到8920亿美元,通过减少境外投资者利息支付或收取债券持有手续费可降低美方偿债压力。第三是有助于美元贬值:减少境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需求可能削弱美元汇率,从而提升美国出口竞争力,因而与较弱美元有利于制造业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海湖庄园协议”目前仅是政策思路的研究结果,尚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施政选择。《米兰手册》对此解释是,这些货币性政策可能直接冲击金融市场,并可能对美元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特朗普政府优先维护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立场,目前暂不考虑采用相关政策。但是《米兰手册》并未排除这一选项必要性,而是认为在政策设计实施路径上应采用先关税、后货币的顺序。目前美方空前规模单边关税政策已大体如期和盘托出,货币型政策选项是否会被实际采用有待后续观察。
从经济逻辑与现实形势看,《米兰手册》以特朗普政府分析推演的另类经贸政策,难以摆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局:最终难以实现大幅度减少双赤字与大幅度提振制造业目标,然而已经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增加全球范围保护主义政策普遍回潮风险,并很可能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引入衰退风险。从大国竞争角度观察,我国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供给端竞争力提升,对韧性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坚实保障,为反制美方单边霸凌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在国内需求偏弱与贸易顺差过大背景下,亟需提振消费与内需推进经济再平衡,有效应对美方安全与关税“两伞合一”制衡战略。下面侧重考察近年外部顺差扩大的结构性失衡特点和原因,并结合外部环境演变探讨我国应对策略。
3、我国十四五外部顺差增长特征观察
观察改革时期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占出口比例变化,该指标在趋势性上升过程中经历六个高点,代表我国开放型经济构建和成长进程中贸易平衡形势变动的周期性特点。第一个周期性高点发生在改革初期,当时国民经济调整整顿伴随短期需求紧缩效果,加上体制改革驱动的温饱阶段供给侧增长,构成当时顺差增长驱动力。第二和第三次分别发生在1990年前后与上世纪末,都是国内需求受不同原因影响——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出现增速显著下滑,国内经济阶段性供大于求推动顺差增长。第四次新世纪初年情况特别:当时在国内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与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背景下,国内结构与政策调整滞后使得内需增长未能充分匹配供给端跃迁,伴随对外顺差大幅飙升。第五次是2013-15年前后,在三期叠加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环境下,国内去产能与需求减缓推动顺差增长。最后一次发生在最近几年或十四五时期,受国内外复杂因素特别是国内供大于求影响,贸易顺差再次扩大,顺差占比上升到创纪录水平。下面从九个方面简略观察最近一轮顺差增长及影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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